从国家偶像到时代众生相 

程美信/文     2015.03.20


戴翔的《新雷锋故事》系列摄影作品,将“雷锋”人偶置于当下的现实生活场景中以摆拍的方式合成图像,并在后期制作中将照片处理成棕褐色调,渲染出一种充满怀旧氛围的浪漫色彩。作者以舞台化的叙事手法,使人产生了明明在现实之中,却又感觉好像穿越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,历史失真与现实荒诞交织成了视觉错乱感。在《新雷锋故事》系列作品里,偶像与原型、演员与道具、作品与观众都在真实与荒诞交错的时空维度里被再现。很显然,这种失真的荒诞感所引发复杂的心理体验,必然构成对权力谎言与道德谎言的双重质疑。

在意识形态的极权作用下,一个乌托邦主义的神圣偶像被如法炮制,雷锋不仅是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的道德圣人,他还是一位充满阶级仇恨和完全忠于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螺丝钉。中国人几乎不敢正面质疑雷锋这一神圣的国家偶像,因为怀疑他的真实性与崇高性意味着对整个国家的集体背叛。一个社会,用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的口号,任意混淆公德与私德的界限,把“助人为乐”、“艰苦朴素”、“爱家爱国”这样的基本美德通过集体造神的迷信运动上升到全民规范的高度,结果必然引发偶像的崩塌、道德的荒芜和信仰的真空。

在中国大陆,每个孩子都在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的歌声中长大成人,面对这一凡胎肉体的光辉榜样,人们最初只能不加思考的敬仰膜拜。随着社会发展的变迁和现实生活的残酷性,人们逐步地意识到“雷锋”这一国家谎言的荒谬性,迫使他们把偶像崇拜与日常生活一分为二,结果带来的是社会道德的虚无和国民人格的分裂。这一点,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已日益突显,他们几乎是雷锋精神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叛徒。当一个国家的孩子们,争前恐后地学雷锋做好人好事,甚至不惜从家里偷钱上交给学校老师换取一个“三好学生”和“先进个人”的荣誉表彰,这样的“好人好事”已经被完全异化,越过了做人的底线伦理,正是这疯狂学习“雷锋好榜样”的一代代人,他们共同打造了一个道德崩溃的当代中国。

不论雷锋事迹和《雷锋日记》是真是伪,让人人崇拜一个充满阶级仇恨而又极端盲从愚忠的英雄偶像,必定造成价值混乱和道德虚无的社会危机。在《新雷锋故事》一系列的舞台剧照里,雷锋不过是个冷冰冰的人偶,关键的是台前幕后每个活生生的编剧、演员、群众,他们才是权力异化的道德祭品。

戴翔的《新清明上河图》是透过镜头的合成画面,把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活置于宋代名画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历史场景,函盖日常的方方面面和社会的重大事件,从街头广告语到日用品包装袋、从性早熟少年到下跪乞讨女孩、从行贿受贿到食品安全,从草泥马到花和尚、从红十字会和暴力拆迁,从疯子杀人到街头暴力,再如“我爸是李刚”、“挟尸要价”、“周老虎”和“抓小姐”等事件,一帧帧地拼贴置换,展现的不再是宋人张择端笔下的繁荣安逸的市井景象,而是一个充满暴力、扭曲、堕落、撕咬、陷阱的沉沦世界,也是艺术家采用散点聚焦的摄影手法去描绘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景观。

此外,《新清明上河图》人物服装的古今混搭与画面中满是水泥钢筋的仿古建筑,这种混乱面目折射出当代中国人的内心矛盾。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冲突,构成中国社会难以调和的文化冲突。戴翔镜头下水泥钢筋的仿古建筑,并非空穴来风的艺术加工,而是在当下中国任何一座城市随处可见的景观,正如曾作为八朝古都的当代开封城,它一边在疯狂拆掉货真价实的老建筑,一边又在大造仿古建筑之类的“假古董”,主导这一切的,不过是背后疯狂的人心和权力的腐败。

《新清明上河图》拼接的社会景观,从人物形态、风物景色到叙事主题,揭示了一个疯狂时代的全景画面,也暴露了一个畸形社会的病变肌理。艺术家的创造动机非常明显,他试图让人们看到自身的真实生活以及整个时代的种种弊病,而不是表面浮光掠影地影射现实。诚然,艺术无法直接解决任何问题,但它可以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呈现问题,促进社会整体的思考和进步。毫无疑问,从宋人张择端笔下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到今戴翔的《新清明上河图》,这两幅巨作聚合了两个不同时代的社会全景,给人们带来的不光是艺术的审美感受,而是生活的思考和历史的启示。